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具有秦朝风格的新型明器制度也逐步确立 了。这种新型的明器制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多用秦式的茧形壶、 盒、甑、瓮、罐等实用陶器，或再加以铜蒜头壶、鍪、覷、钫等代 替传统的礼器;二是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模拟器物用于随葬，如陶 制的釜、灶、缶、盆以及兵马等。这一明器制度既承袭了以前的因 素，又更多地体现和反映了秦文化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

　　由于秦代短命，不可能完全消除长期以来各地区在文化、社会 风俗上的差异，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墓葬中所表现出来的随葬品制 度，在秦代各地墓葬中还有较强的反映。这种现象使得各地(除关 中秦地保持着较为纯粹的秦风外)的随葬出现了双重特征：一是具 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二是多多少少含有秦文化的因素。以江汉地区 为例，该地区墓葬中的随葬品，除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墓中耳杯、双 耳长盒、圆盒、盂、奁、勺、匕等楚式风格器物外，同时还随葬有 铜制的鼎、盒、壶、蒜头壶、匯、鍪、舟、镜、带钩以及陶器中的 小口瓮、大口瓮、茧形壶、圆底罐和彩绘壶、甑、釜等生活用具， 这些器具自形状到置放形式都具有秦文化的因素。又如蜀地秦墓， 所出铜制鼎、钫、軀、釜、鍪、盘和陶器中的苗形壶等，也都具有 同期中原和楚地秦墓所出同类器物的风格;同时，所出陶器中的 甑、蓥、盘、小口圆底罐和兵器中的矛、戈以及器物上的“巴蜀图

　　语”等，又具有浓厚的巴蜀文化因素。其他，如广东等地也是如 此。总的来说，距关中秦地越近，时间越早，则其所受秦文化的影 响也就越大。①

　　西汉时期，明器制度在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的基础上又 有了进一步发展。随葬品的品类、组合、分布位置等，都呈现出时 代的特色。与战国时代相比，西汉(特别是中期以后)墓中青铜器 (特别是礼器)的数量减少，已经丧失了“礼器”的性质。这种情况 即使在王侯一级的大墓中也是如此，一般不超过全部随葬品的一 半，有的甚至只有整个随葬器物的1/3。而仿制铜器的漆制、陶质 礼器在随葬品中的比例却有所增加，甚至还有用滑石制的。在中小 型墓中，一般都是用陶质明器随葬。如中山靖王刘胜墓和其妻窦绾 墓，只有2只铜鼎出土，但却随葬有大量的陶鼎。从珍贵的实用礼 器来说，这样一个诸侯王还不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软侯之妻的用 鼎数。这说明旧的明器制度已经破坏和新的明器制度的逐渐形成。 此外，礼器的组合也出现了有其名无其实或不拘一格的明显变化。 如属西汉前期的马王堆一号墓，所出“遣策”中记载漆器中有盛“胯 羹”的大牢九鼎一套，置白羹的大牢七鼎两套，置中羹的馐鼎三套 等，但实际上该墓所出土的实物只有大牢七鼎一套。仿铜的陶礼 器，“遣策”中记有鼎六、钫六、钟二等，但实际上也只出土有四 鼎、二钫，名不副实。与马王堆一号汉墓规模相当的杨家湾四号汉 墓，在同一坑中所出彩绘仿铜、漆的陶器有鼎六、钟七、小壶四、 扁壶二、鸭蛋壶五，堆砌混乱无序，看不出该墓的组合序列。至于 西安中晚期的大墓和各个时期的中小型墓，所葬礼器似乎更谈不上 配套成列。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初年，至迟从文景时期开始，随 葬礼器的组合并不严格。

　　当然，旧的明器制度在西汉时期仍然存在。以列侯这一等级的 贵族墓来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器物就保留着战国时期同一贵

　　族墓的特征。此墓漆礼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盒、壶、钫、盘、匯 等，与战国时期基本相同。其用鼎承袭了战国时的上卿之礼。另 外，从该墓出土大量的木质侍俑、歌舞俑、乐俑等来看，也是承袭 战国时的旧俗。又如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墓，也同样保存着旧礼制 的遗风。该墓出土铜漆礼器一套，有铜鼎二、漆盒二、漆壶一、铜 纺_^、铜蒜头壶一、蒜头扁壶一、铜盘一、铜匯一、铜瓶一，其他 还有许多木、漆、陶器以及木偶车马和木俑，计车二、马八、女俑

　　三、男俑七。此墓规模比马王堆一号汉墓要小得多，但礼器仍是主 体，同样表现出受旧传统礼制的束缚。

　　在西汉，随葬车马，就其类属来说，为以前所不及。但用陶质 的、木质的或泥塑的车马模型随葬的现象不仅在大中型西汉墓中常 见，而且也可以在部分小墓中发现。在南方的江陵、长沙、广州等 地的西汉墓中，还发现用木船或陶船模型随葬的。

　　总之，西汉时期的明器制度，前期和中期仍受旧制(特别是秦 制)的影响，贵族和官宦往往将生前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纳入墓 中。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为之一变，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开始 显著增多。战国末年出现的陶仓和陶灶到这一时期开始普遍流行。 此后，诸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田地等模型，以及猪、 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于墓中。①

　　东汉时期，随葬品主要是各种陶制容器和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 陶制明器，而比较贵重的实用器如铜器和漆器等则呈逐渐减少的趋 势，即使是贵族和官宦的大墓亦不例外。

　　东汉明器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反映庄园生活的成套模型明器的 盛行(图43)。与西汉相比，东汉反映地主阶级庄园生活的模型明 器，无论是种类和数量都要胜过一筹。首先就种类来说，1972年 在七里河发掘的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除了以前习见的模型明器 外，还有舞乐、百戏俑和酿造作坊的陶模型。在两广地区，这种象 征大土地庄园生活的田园宅院、俑人车马、畜禽模型明器，在东汉 早期的大墓中经常成套出现。供祭奠用的鼎、盒、壶、奁、案、耳

　　图43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出土的陶制连枝灯、仓楼、 灶、井、楼明器线绘图(采自《文物》1996年第10期)

　　杯、熏炉和标志财富的房屋楼阁、仓、囷、井、灶等大量出土，而 且还出土了不少新器形。如长颈壶(瓶)、龙首勺、双耳直身罐、 侈唇罐、四耳扁罐等。西汉流行的匏壶、提筒、各种联罐逐渐被淘 汰。干栏式陶屋已很少见，流行的是曲尺式陶屋和三合院式陶屋。 楼阁建筑模型明器也开始出现。到了东汉后期，两广地区又出现了 最具特色的水田附船模型、三合院式的陶屋、壁垒森严的城堡、形 体奇特的托灯俑和侍俑，以及装备齐全的陶船模型。双耳罐、圈足

　　等釉陶器数量也增多。长沙地区同样如此，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流 行以案、耳杯、洗、勺、盘、樽等为组合的奠器，屋、井、灶等模 型明器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仿铜礼器基本绝迹。青铜制作的礼器 和兵器在东汉前期已很少见，青铜主要用于制作杂用器，如长颈 瓶、盘、碗、盆、洗、镳壶、镜、尺等。铜兵器有弩机，偶见铜 矛、铜剑、铜刀。后期青铜器大减，器形沿袭前期，但制作趋于简 单化。

　　东汉明器除用陶或木制外，在甘肃省武威县雷台汉墓中还随葬 了一批铜质的车马模型和兵士、奴婢的铸像，这在当时是一个例 外。该墓用铜质的车模型和人、马的偶像来模拟出行时的行列，前 面是执矛、戟的骑马武士，后面则是各种车辆以及御车、牵马和随 从的奴婢，共计武士 17人、奴婢28人、马39匹、车14辆，排列 起来，颇为壮观。

　　除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模型明器外，铜鼓、铜镜和铜钱也 是东汉墓中的重要随葬器物。此外，东汉还流行在墓中放置一种陶 质的镇墓兽，有时也在一些墓中出现有铅质的买地券。